■金星

　说到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或许是相似之处较多，人们大都把阮籍与嵇康拉扯在一起进行评述。其实这两个人还是有明显差别的，比如在臧否人物这一点上，阮籍是“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嵇康则是“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那是境遇与心性的不同所致，但就处世的态度或原则来说，一贯刚正不阿而又言辞犀利的嵇康似乎更能赢得人们的尊敬与赞叹。去年5月9日去世的我国著名学者、文艺理论家王元化先生，在我看来，就是一个很接近嵇康的人。

  虽然“谁人背后无人说，哪个人前不说人”，但在我们这样一个崇尚中庸之道的国度，因担心祸从口出而“口不臧否人物”，仍是许多人的一条明哲保身之道。但对那些有着真知灼见又性情耿介的人而言，往往因其心中有一个大我的赫然存在，要么缄默如金，要么当说则说，总是每每见出其为人的磊落与坦荡。司马迁写《史记》，秉笔直书，在臧否人物上，更是直接评判，指摘得失，断以大义，“是非褒贬，务求公正”。1952年的时候，王元化最早的一部论文集《向着真实》出版。半个多世纪过去，有论者不无叹服地认为，这“很能代表他一生的真实”，也就是直面现实而又直言不讳。1959年，王元化被认定是“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并被开除党籍。当时有人提出，如果王元化能够承认已公布的那些所谓胡风集团的材料属于反革命性质，就可将其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但王元化不为所动，执意坚拒。另据去年5月15日的《南方周末》报道，1983年，王元化刚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胡乔木对巴金在香港报纸上发表随笔反思“文革”很不高兴，通过上海市委让他出面做工作，换掉巴金的上海市作协主席职务。王元化却回复道：“你们代表市委作决定，我服从，但让我先提出报告，我不能干。”《顾准文集》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的得以出版，其主要的推动者就是王元化。对以独立思想著称的顾准，王元化坦然承认，他“比我以及和我一样的人，整整超过了十年”。

  当然，敢于直面和直言，既需要胆量和勇气，也需要对人与事物的通透认识，只有博识和睿智，才能先声夺人，才能举座皆惊，才能令人口服心服，乃至拨云见日，别有洞天。王元化曾不无自谦地说：“如果说我还有一点真实性，能够使人产生一点共鸣的话，那都是因为经过我的经验，甚至有些痛苦的背景得来的。”也正因为他的“为学不作媚时语，反思多因切肤痛”，他才敢于坦率地说：“我喜欢龚自珍的东西远远比康有为的东西多，康有为的东西我不喜欢。”对陈寅恪为王国维纪念碑所撰的“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他大胆地认定为“中国现代思想神圣的灵魂”。对鲁迅，他也曾有这样的论述：“从历史评价方面来看，鲁迅不能免掉五四时代文化的局限。但哪个时代没有它的局限？没有局限的社会不是真实的社会，没有局限的人不是一个真实的人。”对喜好谈论民主的胡适，他这样说道：“他谈民主，对民主的复杂性不了解，只是停留在常识的层次上。”对当代著名学者季羡林，王元化也自有看法：“他对学术以外的东西，往往分辨不清。他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是好的，看人则有时难免有误。”发人之所未发，道人之所未道，甚至是道人之所不敢道、不能道。不为尊者讳，也不为亲者讳，或许，这也就是人们越来越敬重王元化并对他的去世深感痛惜的原因之所在。

  本文在开篇时说王元化与嵇康很接近，其实也并不确切，作为一个时刻在“思”的人，王元化实在是比嵇康要理性与深邃得多。“呕血心事无成败，拔地苍松有远声”，他的独特知人论事，其实是有着一种热忱的知识分子“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胸怀和境界。著名学者徐中玉先生在王元化去世后说：“元化在文史哲各个方面都有很高的修养，同时他也是一个诚恳、诚实，敢于讲真话的人，在我看来这样的人已不会有第二个了。”这也是一句颇使人震惊的直言。